到北京学习，我就想见其时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、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先生。这不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乡，而且我的伯父梁瀚嵩将军还同他在桂系军队里共过事。因而一到北京，我就通过全国政协转一封信给程先生。很快，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，并确定了一个会见日期。
从信中，看得出他对人很关心，怕我这位刚从广西来的土包子找不到他住的地方，特意清楚地告诉我在哪里上几路车到哪里转几路车，然后在哪里下车都写得很详细。因而在约定会见的那天下午我没费什么神，很快就找到他家。
他的寓所在东四一座四合院里，外面是一排五间的小车房、门卫、锅炉房等，中间是一条走廊，程先生的住处又是一个小合院。里面幽雅、清静。程先生知道我要来，特地在院子里等我。一见到我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你来北京很不容易呀，吃、住都惯吗？”
我说：“多亏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我才有进京学习的好机遇，只是基础差呀。”
他笑着勉励我：“不错呀，当年我也只有高小文化，是看牛弟出身，一九三O年一个机遇，才使我走到今天。人要有志气，看准目标奋斗下去就会成功。”
开始我们用普通话交谈，后来我见程先生很随和，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。我便问他：“程先生，还会讲宾阳话吗？”
他反间我：“你会讲白话吗？”他见我点头又说：“那就讲白话吧！”说完开心地一笑。
当听了我的介绍后，他感叹地说：“是呀，广西二十年大庆时，我作为中央慰间团成员去过，融水、三江那边都通了铁路，了不起呀！”
说着，我们走进了会客厅，大厅除了字画，还挂有一张框装的照片。那是一九六五年七月，他随李宗仁回国后，毛主席接见李宗仁夫妇和他的照片。自然，话题先从这张照片谈起，看得出，他是很高兴回忆当时的情形。
“那是1965年7月26日上午，我陪同李宗仁在一个纺织厂参观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我们。
“我们坐车从新华门人中南海。毛主席在他住处游泳池的休息室等我们。看见李宗仁先生和郭德洁女士时，亲切地握手说：‘你们回来了，很好，欢迎你们。’
“毛主席同我握手时说：‘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’我当时一听，真有不知所措之感。
“下午一时许，我们到了毛主席在丰泽园的住所。继续谈话间，主席又问起我：‘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？’我回答道：‘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该想得远一点，也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回归祖国。’
“主席听后点点头又间：‘你有别字吗？’我回答没有。毛主席说：‘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怎么样？近之，从今以后靠近中国共产党，你看如何？’
“我当时很感动，连声说：‘好！好！”，
正说着，电话铃响了。程思远先生接完电话回来对我说：“今晚又有一批海外朋友回来，要去机场接。”
我说：“你真忙呀！”
他笑着说：“现在得多做海外同胞的工作。”
我问他对台湾回归有什么看法时，他说：“党中央有很好的方针，目前，只要我们做好工作，台湾回归祖国是能够实现的。”
我说：“你在国内外都很有声望，影响很大，你肩上的担子重呀！”
他笑着说：“空有其名呀，人老了。不过，同海外同胞联系，多宣传，多接触我是很乐意的，让他们多了解祖国。说实在话，现在做工作，比过去好多了。那时太左，讲了，人家不相信呀。”
当问到他在完成《李宗仁晚年》这本书后，有什么打算时，他想了想说：“已写好一本《政坛回忆》，交出版社出版了。现时，要写写白崇禧了。”
他停了停接着说：“不过，年纪大了，精力有限呀。我如果像你这样的年龄就好了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正说着，一位十六七岁的英俊少年走了进来。程先生介绍说是他的小儿子。接着他还谈到他的长女叫程月如，在香港当电影演员，在获得两届亚洲最佳女主角头衔后，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。程先生还有一女儿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，小女儿在大学读书。可惜那天程先生的夫人石溉女士因动小手术住医院了，未能见到。
我怕谈话过久，影响程先生的工作和身体，便起身告辞。临走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是搞文学创作的，党中央很重视文艺工作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，中央领导都参加了。你参加开会都看到了吧？胡总书记讲话对文艺界寄以很大希望呀。你还年轻，要深入生活，多出作品，也是对国家的报答。我作为长者，赠你一句话：努力奋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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